离退休党支部如何助力社区治理以广州市社区为

一、引言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中国65 岁以上人口数为1.7603 亿，占总人口的12.57%[1]。另据联合国2010年的预测数据，到2050年，全世界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0.2 亿，其中中国60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.8 亿，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[2]。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。2019年11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规划”），从以下五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：“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，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，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，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的社会环境”[3]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：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。”

近年来，学者们就人口老龄化、老龄社会治理以及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等主题展开了研究。杨菊华等（2020）从宏观、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、社区治理和家庭福祉的影响[4]。李俊利（2017）将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总结为自主参与模式、维权参与模式和动员参与模式，并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受到家庭状况、社区认同、社会资本、政治素养、公共精神和关注导向等因素的影响[5]。叶芬梅和张琼（2017）以南京市为例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进行实证调查，研究结果表明，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着主动参与意识不足、参与频率和程度低，呈现松散性、偶发性特征[6]。张欣毅（2019）提出需要建立规范化、常态化的老年人参与机制，例如构建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网络，延展老年人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组织形式，丰富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动载体等[7]。肖文印（2020）强调注重发挥社区老年协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，具体来看体现在基层党建工作、社区服务供给、组织公益活动和构建和谐社区方面的作用[8]。

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工作和离退休党支部建设工作。2016年1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16]3号），提出：“要更加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，坚持不懈开展以‘展示阳光心态、体验美好生活、畅谈发展变化’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”[9]。截至2019年底，广州市离退休干部为19.82 万名，约占全市党员总数的23%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5622 个，约占全市基层党支部总数的19%。而且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，离退休党员占我国党员总数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。在此背景下，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建设，并提升离退休党支部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本文以老年人和共产党员占比都较高的广州市H 社区为例，分析和总结离退休党支部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、助力社区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，从相互联系的基层党组织离退休党支部建设、加强社区治理和人口老龄化的三大主题展开分析和研究，试图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，如何更好发挥离退休人员引领社区治理，提供新的观察视角。

二、广州老旧社区面临诸多社区治理难题

广州H 社区是某省直单位下属的家属住宅区，是一个占地面积0.26 平方公里的老旧社区。社区内共有5016 户，共计9830 人，其中：党员2950 名，占总人数的比重为30%；5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6850 人，占总人数的比重高达69.9%。可见，该社区是一个老年人口和党员人数占比较高的典型社区。H 社区作为一个老旧社区，在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突出难题。

（一）社区工作人员短缺，服务能力不足

H 社区居委会承接了大量街道下派的任务和行政性事务，承接上级任务内容包括民政、计生、居民养老、维护稳定、调解群众矛盾、居民医保、普法、双拥、低保救助、社区文体、社区教育、残疾人管理、司法援助、社会治安等百余项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应对需要上报的各种台帐、报表、检查、评比、各部门各类调查统计，以及各政府职能单位下派的其他任务，导致存在挂牌多、事务多，但人员少、对社区内居民服务少的问题。例如，由于是老旧社区，加装电梯的需求尤为突出，但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。2016年1月开始，居民代表拿出方案和请愿书要求加装电梯。2016年3月，社区代表召开电梯加装小组会议并将方案上报居委会。可之后音信全无、石沉大海。在不断的催促和追问下，居委会2016年5月将方案上报街道，街道给出答复：“可按规定申请补贴，组织安装”。可是总有居民就赔偿问题僵持不下，居委会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，不能给予居民开导和说服。可见社区居委会组织力不足，同时协调居民之间的诉求能力不足，导致电梯加装问题一直拖到2019年10月才得到解决。同时，由于人员编制紧张等问题，居委会越来越疲于应对上级的检查和工作，对于社区内的个性化服务缺失，居委会遇到问题就向上级报告，自主决定的能力偏弱，导致事情解决周期长、管理力弱。

文章来源：《广州化工》 网址: http://www.gzhgzz.cn/qikandaodu/2021/0708/166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