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海珠寺的沉浮看宋代以降广州社会的变迁

海珠寺，一座消失的丛林，位于古羊城城南江心之中。自南宋末年创立，直至清代消亡，在广州城城池建设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，在珠三角佛教与社会世俗的盘根错节之中，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。海珠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身的宗教属性，决定了它特殊的娱乐、文化、军事意义，地方文献赋予了其“冶游圣境”“登第嘉符”“饯别之所”“省屏籓地”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蕴涵。海珠寺因此成为一个广州历史文化的综合体，其身上所携带的多重因子，正是宋代以降广州社会变迁的缩影，通过透析海珠寺的发展历程，有助于加深对珠三角文化一体性特质的理解。

一、佛门清净地：宋元海珠寺的声名鹊起

海珠石，在广城南珠江之中，是一块巨型礁石，因受江水长期冲刷而浑圆似珠，“圆秀如珠，且广人称江河为海”，故名海珠，“址广十丈余，四面环汇皆水。”①（明）郭棐撰，王元林校注：《岭海名胜记校注》卷7《海珠记上·海珠慈度寺记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29页。呈椭圆形，长100多米，宽50 米，东西长，南北窄，面积不大。两宋亦称其为“走珠石”，南宋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一书记载了“贾胡负珠”的民间传闻，②（宋）方信孺撰：《南海百咏》，广州：广东出版集团，2010年，第38页。故名“走珠石”。该书称“走珠石，在河南。”可见宋元时期，海珠石更靠近珠江南岸，离北岸之广州城较远。南宋末期，海珠石距北侧江岸约330米。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、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：《越秀史稿》第2卷，广州：广东经济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74页。海珠石为“珠江三石”之一，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卷三《山语》谓：“西北二江之来，至广州，先以灵洲为砥柱，次以海珠，次以海印，次以禺珠，皆在水中央，所谓鳌峰也。”①（清）屈大均：《广东新语》卷3《山语》，台北：广文书局，1978年，第169页。

通过约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（1206）的《南海百咏》一书可以看出，海珠石上并未有建筑存在。至宝祐四年（1256），李昴英始在此建立海珠寺。李昴英（1200—1257），字俊明，号文溪，番禺人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中进士一甲第三名，成为广东科举考试的首位探花。李昴英未及第之时，曾读书于海珠石上。后在读书处的基础上捐资建立寺庙，选择已废弃的南汉州东慈度寺为寺额，故名海珠慈度寺。景定三年（1262），广东转运判官洪天锡建李忠简公祠于海珠寺，以祭祀李昴英。②杨宪钊：《“寺院立祠祭贤”现象的文献考察》，《兰台世界》2017年第8期。海珠慈度寺因李昴英之名在南宋末年既已闻名遐迩，时住持僧鉴义作《海珠慈度寺记》，中言“穗石福地，其名四驰。”③（明）李韡编，（清）李文熖重辑：《海珠小志》卷1《海珠慈度寺记》，《广州大典》第229册，广州：广州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3页。

宋元时期，海珠寺是一方梵刹所在，佛门清净，自非畅游之地。时广州市民的郊游之地位于药洲、蒲涧。宋人洪适《盘洲文集》卷二十二《张运知广州制》有云：“二广之区，五羊最大，药洲、蒲涧，民有嬉游之风。”④（宋）洪适：《盘洲文集》卷22《张运知广州制》，《中国古籍珍本丛刊》第42册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79页。海珠寺“屹峙洪涛中”，江面宽阔，波涛汹涌，往来不便，故并未成为广州市民游玩的场所。而因其四面环水，清幽之境，名人之迹，也吸引了部分文人的目光。南宋末年，“时张镇孙辈于此结龙头会，有挽长弓射江之梦。镇孙果中咸淳辛未状元，其科名赫赫彪显矣。”⑤（明）郭棐撰，王元林校注：《岭海名胜记校注》卷7《海珠记下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76页。海珠寺因张镇孙状元及第，地势人文的优越性再次得以彰显。李昴英、张镇孙两人给海珠寺贴上了特殊的文化符号标识，地以人重，海珠寺日益兴旺起来。

宋元时期的海珠寺因珠江的阻隔，绝非市井繁喧之地，更多的是文人墨客于此观览静修。正因为地处江心，风景旖旎，钟灵毓秀，置身寺外，环顾四周，水光一色，月色如洒。清人樊封称海珠寺的景象，“怒涛四撼，突起仙洲，瑶房嘉树，恍若蓬壶。”⑥（清）樊丰撰：《南海百咏续编》卷2《佛寺》，广州：广东出版集团，2010年，第202页。因此文士将其忝入南宋末年所评选的“羊城八景”，即“珠江秋色”。然正因宋元时的珠江“怒涛四撼”，远非今日之平静，故而一般海珠寺在民众心中更多的是岛屿佛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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