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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 ——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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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20 世纪60 年代, 浙江绍兴诸暨市枫桥镇依托“依靠群众化解矛盾”的做法,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效果斐然。 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以及“依靠群众化解矛盾”
20 世纪60 年代, 浙江绍兴诸暨市枫桥镇依托“依靠群众化解矛盾”的做法,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效果斐然。 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以及“依靠群众化解矛盾”等,作为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内涵,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批示,批示要求各地要学习和推广 “枫桥经验”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“枫桥经验”在枫桥镇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发展,该地区在改造“四类分子”、就地改造流窜犯、管教失足青少年和违法人员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,以及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各个阶段, 积累了许多新的宝贵经验。 所谓“农业学大寨,工业学大庆,政法学枫桥”,伴随经济社会变迁,只有“政法学枫桥”的提法历久弥坚,得到了继承和发扬。2013 年10 月,习近平总书记指示,要大力推广和不断创新“枫桥经验”,适应时代要求,创新群众工作方法,把“枫桥经验”坚持好、发展好。 笔者通过对“枫桥经验”的实地走访调研,积累了第一手素材,力图在此基础之上,分析和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, 枫桥镇是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内涵的。 此外,对国家中心城市——广州而言, 其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迥异于浙江枫桥, 本文特别关注如何基于广州本土特点,学习、丰富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,构造广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“增长点”,实现对“枫桥经验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一、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性表现
进入新的历史时期, 中国的社会形势与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具体表现在: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带来许多新问题; 网络社会的兴起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;新型社会风险须引起高度重视;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新要求; 个体性观念在近现代社会越来越显著和突出; 社会心态层面发生深刻变化等。 面对新形势新背景带来的机会与挑战, 浙江枫桥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与变革, 一方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要, 另一方面也针对人民群众在非物质层面的需求(例如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境等),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。 总的目标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,采取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和专业化手段,切实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,促进社会矛盾及时调处,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
(一)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
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, 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主体,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基层社会治理责任,社会多元主体的潜能没有被充分激发, 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果的提升。 当前,浙江枫桥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,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,实现了治理主体由政府向社会的转化。
一方面, 枫桥镇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参与基层社会治理,最为突出的例子是,以“5+X”的模式发展社会组织,实现社会协同共治。 其中,所指的“5”为“必选动作”(即必须成立的社会组织),包括乡贤参事议事会、 乡村文明理事会、580 志愿者服务协会、红枫义警协会、邻里纠纷调解会,在社会治安管理、乡村红白喜事规范、孤寡老人扶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 另外,“X”指视各村需要各自发展的其他类社会组织。 可以说,枫桥镇的社会组织在基层矛盾化解、参与公共服务、规范乡规民约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 枫桥镇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功能发挥, 已经成为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另一方面, 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 自下而上的群众需求替代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府要求,治理方式则由政府指令转向了民主协商、协调为主。 例如,2013 年以来,枫桥镇枫源村创新设计并实施的“三上三下”民主决策机制,成为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。 所谓“三上三下”,一是“一上一下”——收集议题。 即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、 本村工作实际, 村两委会考虑拟决策事项,上门入户从村民中收集议题。 二是“二上二下”——酝酿方案。 即村两委会分析汇总意见建议,提出建议方案,提交党员议事会、民主恳谈会(听证会)及专业部门,对方案事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进行深入讨论,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和完善方案。 三是“三上三下”——审议决策。 即村两委会讨论确定方案,提交党员会议审议通过, 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。 经过“三上三下”民主决策机制确定下来的决策事项,无论大小均印刷成册,都会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。 自推行“三上三下”民主决策机制之后,枫源村的社会矛盾减少,村民关系更加融洽和谐,真正做到了“矛盾不出村”。
文章来源:《广州化工》 网址: http://www.gzhgzz.cn/qikandaodu/2020/1002/460.html